张恨水以写小说驰名，作品数量多得惊人，拥有的读者群也相当广。鲁迅的母亲就是他的忠实读者。但很少有人知道，毛泽东也读他的小说。
1944年5月，重庆《新民报》记者赵超构随中外记者团访问延安。因为张恨水那时也在《新民报》，赵超构与他时相过从，比较熟悉。一天晚上与毛泽东坐在一起看戏时，赵超构谈起张恨水写的《水浒新传》，毛泽东一听便说：“这本《水浒新传》写得很好，等于在鼓舞大家抗日。”
第二年秋，毛泽东来重庆谈判，曾抽空邀见过张恨水。两人一气谈了两个多小时，其中谈到了小说创作。多年以后，张恨水女儿张明明曾问起这次谈话的内容，张恨水说：“主席说的是关于写爱情的问题。”
1955年春节，在全国政协团拜会上，毛泽东见到了张恨水，问他：“为什么不见你的新作？”张恨水说：“一来生病多年，二来对工农兵生活不熟悉，恐怕难以胜任。”
此后不久，周扬便向张恨水转达了毛泽东的意见：为工农兵服务，不能从字面上理解，老作家还是要写自己熟悉的题材。
1956年1月，张恨水出席了全国政协二届二次全会，又有了与毛泽东见面的机会。茅盾向毛泽东介绍：“这是张恨水……”毛泽东连连说：“还记得，还记得。”
茅盾又介绍某书是他写的。
“那是伪书。”张恨水当即说明，“我写的是《金粉世家》、《啼笑因缘》。”
平心而论，毛泽东对中国古典小说的兴趣要超过新小说，对于建国以后的新小说，则读得更少，但他对周立波的长篇小说《暴风骤雨》却很感兴趣，读得简直入了迷。
1952年，毛泽东乘专列去山东、河南等地视察。一天晚上，他躺到床上休息，随手拿起一本书，这正是周立波的《暴风骤雨》。他只翻看了两页，便迷在里面。一直看到深夜一点钟。卫士端来一碗面条请他吃。他坐起身子，眼睛却仍在看书。卫士把碗摆在他面前，又将筷子插入他右手。毛泽东把筷子机械地插入面碗，就不动了，左手还按着周立波的小说看。
“主席，吃完再看吧！面条要凉了。”卫士说。
毛泽东像是没听见，抓着那一页书翻过来翻过去，反复读了四五遍。
“主席，要不……我再给您热热去？”
“嗯，不要。”毛泽东慢慢朝碗沿靠近，眼睛却还是盯着书。
毛泽东吃过面条，躺下又看《暴风骤雨》，一直看到天亮。早晨，他来到会客室，见到了李烛尘。没谈几句话，他便说：“我在看一本书，还没看完，有些放不下呢。”李烛尘一听就明白了，马上起身告辞。
毛泽东又继续读周立波的小说，直到把最后几页读完，才长吁了一声，揉着太阳穴走到车窗跟前。
此外，毛泽东还曾读过魏金枝写的小说。1956年，魏金枝作为上海地区的人民代表和文艺界的代表，曾赴北京开会。毛泽东在会议期间接见过他，与他一边握手，一边说起他写的某些文学作品。这使魏金枝感到意外的高兴。
萧乾是中国现代著名作家和翻译家，写过很多小说和散文，但毛泽东注意到的，却是他写的长篇通讯。
开国大典以后，萧乾非常热情地工作，为新社会服务，并积极参加土地改革，一头扎进湖南农村，写出长篇通讯《在土地改革中学习》，发表在1951年3月1日《人民日报》上。第二天，毛泽东看了这篇文章，十分重视，马上写信给胡乔木。信云：
乔木同志：
三月一日《人民日报》载萧乾《在土地改革中学习》一文，写得很好，请为广播，发各地登载，并可出单行本，或和李俊新所写文章一起出一本。请叫新华社组织这类文章，各土改区每省有一篇或几篇。
不数日，萧乾的名字就随着报纸、广播，传遍全国。然而，尽管如此，萧乾在1957年仍被打成右派，发配到劳动农场去劳动。“文化大革命”中还被批斗游街，乃至自杀未遂。
可巧的是，毛泽东晚年想读一本《拿破仑论》的书。此书无中文本，需从英文翻译，译笔必须流利而又要忠实于原著，这就需要一个精通中英文字的人来进行，有关部门经过反复研究，觉得萧乾是个具备条件而又十分合适的人选。于是特地把他从劳动改造的队伍中抽调到北京，专为毛泽东译书。所以，毛泽东晚年所读的《拿破仑论》一书，实出自萧乾的译笔。
秦牧是我国著名散文家，著有散文集《潮汐和船》、《艺海拾贝》、《花城》等，在国内享有很高的声誉。毛泽东对他在散文界的声誉并不怎么了解，但他偶然读到他的散文，便觉得不错，遂加以称赞。事情还得从秦牧差一点被打成“右派”，接着被下放劳动说起。
1958年春，秦牧被下放到汕头地区揭阳县棋盘大队参加劳动，深入生活。当时那里正在进行迁移坟墓、平整土地的工作，而这项工作又牵涉到千千万万人的习惯和思想，不容易展开。于是，秦牧就以此为题材，写了一篇《迁坟记》的散文。他在文章中说，由于平整土地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，把分散的骨殖收集起来，合筑公墓，做到了“一方面坚决平整土地，一方面也珍重着先人的遗骨”，所以得到群众拥护，集体主义思想也得到了发扬。
秦牧的《迁坟记》在《羊城晚报》刊登时，正巧毛泽东在广州视察。毛泽东阅读了秦牧的这篇散文，称赞这是一篇宣传实事求是精神和集体主义思想的好文章。
由于得到了毛泽东的称赞，《人民日报》破例地在副刊上转载了《迁坟记》。于是，秦牧又得到了“马列主义者”的尊称。对此，秦牧曾解释道：“写《地下水喷出了地面》，我几乎被打成右派，这不能算政治上的耻辱，因为我并非真正的右派；写《迁坟记》，受到毛主席的称赞，又有人说我是马列主义者，这也不能算政治上的荣誉，因为当时我还未必能够算得上真正是马列主义者。”
冯雪峰是现代作家、诗人和鲁迅研究专家，早在20年代就已发表了不少诗和散文。他是著名的“湖畔四诗人”之一。毛泽东20年代在南方工作时，已读过并注意到了他的诗文，还叫别人转告冯雪峰，说自己喜欢他的诗，希望他到南方来参加革命工作。
1933年12月，冯雪峰奉党组织的指示来到江西中央苏区，和毛泽东见面。两人一见如故，经常一起谈论鲁迅和中国现代文学。冯雪峰后来被逮捕入狱，关押在上饶集中营。在毛泽东的关心和指示下，他被党组织营救出狱。冯雪峰出狱后就到重庆进行抗战和统战两方面的工作，并写下不少杂文。1944年，他将自己的一部分杂文结集为《乡风与市风》出版，又将自己在集中营里写的新诗，修改后题名为《真实之歌》出版。
毛泽东阅读了冯雪峰出版的两本书。1945年秋，他应蒋介石之邀来重庆谈判时，还抽空邀见了冯雪峰，谈起了《乡风与市风》、《奴隶与奴隶主义》等文。后来冯雪峰曾对友人汤逊安说：“我想不到主席在双方谈判那样紧张的关键时刻，还想到我这个和他分别了10年的小兵。他竟看过我最近发表的《奴隶与奴隶主义》，对我的文章评价很高，说是几年来他看到的文章中算是较好的一篇。”
又据冯夏熊在《冯雪峰传略》中记载：“1945年重庆谈判期间，冯雪峰同志在重庆见到毛泽东同志。谈到文化工作方面的事时，毛泽东同志说：好几年来还没看到过像《乡风与市风》、《真实之歌》这样好的作品。”
由此可见，毛泽东对冯雪峰的诗文曾经是比较注意和喜欢的。而这对冯雪峰本人来说，也是一种鼓励。1946年，当他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时，他就给已在张家口的丁玲写了一封信，寄去了他的新书，并要她把这本新书转交给毛泽东。
无论以冯雪峰在党内的资格和地位，还是与毛泽东的私人交情来说，毛泽东登上领袖位置以后，对他都应该是信任有加的。但事实却恰恰相反。
就在冯雪峰担任《文艺报》主编的时候，因为在处理李希凡和蓝翎评论《红楼梦》的文章上引起了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和不满，毛泽东便授意《人民日报》文艺部写了一篇《质问〈文艺报〉编者》的文章，亲自加以审定，发表在1954年10月28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
由于这篇文章甚有来头，措词严厉，冯雪峰自知招架不住，于是只得写了一篇《检讨我在〈文艺报〉所犯的错误》，发表在1954年11月4日的《人民日报》上。当时毛泽东并没有注意，可是当《南方日报》在11月14日加在转载时，毛泽东却注意到了。
冯雪峰在这篇自我检讨的文章中说：“我犯了这个错误，不是偶然的。在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内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长期地统治着的事实，我就一向不加以注意，因而我一直没有认识这个事实和它的严重性。”毛泽东读了这段话，便用笔在旁批注道： 限于古典文学吗？ 应说从来就很注意，很有认识，嗅觉很灵。
冯雪峰在文中又说：“检查起来，在我的作风和思想的根柢上确实是有与资产阶级思想的深刻联系的。我感染有资产阶级作家的某些庸俗作风，缺乏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战斗精神，平日安于无斗争状态，也就甘于在思想战线上与资产阶级唯心论‘和平共处’。”毛泽东读了这段话，又批道： 不是“某些”，而是浸入资产阶级泥潭里了。 不是“缺乏”的问题，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问题。
冯雪峰在文中还说：“在这次错误上，我深深地感到我有负于党和人民。这是立场上的错误，是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，是不可容忍的。”毛泽东读罢这段话，在“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错误”几个字旁边画了竖线，并在旁批道： 应以此句为主题去批判冯雪峰。
没过多少日子，毛泽东又读了冯雪峰写的诗歌《火》、《三月五日晨》和寓言《火狱》、《曾为反对派而后为宣传家的鸭》、《猴子医生和重病的驴子》，感到可以给中央的其他领导同志刘少奇、周恩来、朱德、陈云、邓小平等看一下，于是就在同年12月31日在冯雪峰的文学作品上写了如下批语： 此件送刘、周、朱、陈、邓、彭真、彭德怀、陈毅、陆定一各同志阅，退毛。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数首，可一阅。如无时间，看第一篇《火狱》即可。 毛泽东 十二月三十一日
随后，他又写道： 陈伯达、胡乔木、胡绳、田家英各同志阅，退毛。 冯雪峰的诗及寓言。如无时间，看《火狱》一篇即可。
冯雪峰在1957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“右派”并开除出党，于“文革”后期病死。
（摘自2001年3月10日《文汇报》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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